“焚书坑儒”烧了多少书

“焚书坑儒”烧了多少书
“焚书坑儒”烧了多少书

“焚书坑儒”烧了多少书
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也没弄十分清楚.但我知道,当时,秦朝统治者对人民刑罚严酷,剥削惨重,相应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严厉禁锢,实行高压、愚民政策.秦丞相李斯就曾提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据王充《论衡》记载：仅这一次就杀儒生四百六十三人,加上咸阳以外各地所杀和其他各次所杀,被杀人数当远远超过此数.历史上称这种措施叫“焚书坑儒”,其法律上的名目分别叫做“挟书律”和“谣言诽谤罪”.“焚书坑儒”事件,是秦始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持有不同政见的士人所进行的残酷镇压.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始皇很高兴.可是有一个思想保守的博士名叫淳于越的,原齐国人.他当场批评周青臣是阿谀奉迎.他说：“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他批评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说如发生大臣篡权之事,无以自救.他又讥讽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场进行了批驳,他指斥淳于越是“愚儒”,还谴责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认为这样一群儒生是一种危险势力,建议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在全国范围发生了此等事件.此次焚书的大致范围确定为：1、史书除《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2、《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3、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4、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5、若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当时的中国时值战国纷扰时代,在思想文化上亦是百家争鸣,而秦国正是推行法家思想与政策最力的国家,再加上秦始皇激情地投入其中,所以当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时,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就做了这件令人胆寒又争议不断的事情.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把这些事都一一记录在案.在当时的社会阶层里,知识分子所兴办的私学是秦政府很头痛的,知识分子通过私学来评论和反对政府的法令.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上疏秦始皇,建议分封诸子,而秦始皇则让大臣去讨论.李斯认为这是在搞“私学”的人作“道古以害今”的事,若不禁止,势必“主势降乎下,党与成乎下.”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和《秦记》以外的各国历史记载,其目的就是要禁绝“私学”,强制人们“学法令,以吏为师”,使国家法令能够“定一尊”,也正是法家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的具体化和扩大化. 事实上,秦政府的这番作为,所打击的对象不单是儒家,也包括讲私学的“百家”,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与士人阶层里,稍有立论或著书者都可成一家之言,所以百家之兴,也就成了百家之难了. 焚书禁令下达后的第二年,一些文学方术之士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而“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秦设有博士七十人的编制)”,或“乐以刑杀为威”或“贪于权势至如此”,把秦始皇与秦政府骂得狗血淋头、批得不成样子,秦始皇遂下令追查,一共抓了四百六十多个“犯禁者”并坑杀之,我曾看过的《马谷看瓜》描述的就是这件事. 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禁呢?韩非曾经主张对“诽谤法令”与“乱上反世”的“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秦始皇坑杀这些犯禁的文学方术之士,也正是贯彻法家所主张的打击“二心私学”的具体作为.简言之,有一种杀一儆百的意味.在这种摧残学术文化的错误政策下,当然不可能产生重要的作家作品,勉强数得上的是李斯.他在秦统一中国后主要是写了一些刻在石碑上的歌功颂德的文字,如《泰山刻石文》、《琅琊台刻石文》以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地的刻石文.这些刻石文在当时也算一种应用文,继承了《诗经》中雅、颂的传统,用四字句,字义典雅,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的功德,在文学史上并不重要.秦代以后,历代撰写碑铭文字的作者沿袭了李斯刻石文的体例,这是它的一点影响.除此之外,秦代根本就没什么作家作品好讲.公元前100年前后,汉武帝在位期间,由于刘彻本人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接受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政治上,他信用酷吏；军事上,多次发动大规模讨伐战争；经济上,修建千门万户的建章宫,大搞封禅泰山、寻求神仙等迷信活动,大量消耗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建议,立太学专门传授儒家经典,从此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一点,明显是承袭了秦代的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发展,是不可取的.但是,无论秦政府对于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潮造成了多么致命的打击,严重破坏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人们还是从这些“化成了灰的典籍里”去检索学问、耕耘智慧,不断拓延了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中国人关于“藏”的功夫不得不令人佩服,此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情势万分不利的条件下,宁肯冒杀头之危险,也要完成保护珍贵典籍的任务,他们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应明确提出嘉奖和褒扬,以励其志.(张笑春)